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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民對社保的看法，談社保的發展(續)
前言
社會老年化現象加劇，行政長官在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亦提及人口老齡化是眾多民生議題的焦點，政府除啟動人口政策諮詢工作外，亦不斷對職業性儲蓄計劃相關政策（即公積金制度）的建設方向進行調整，社會亦希望公積金制度可建設成世界銀行所提倡的第二條退休支柱—強制性職業儲蓄計劃。
香港的強制性職業儲蓄計劃（即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或強積金）實施逾十年，隨社會發展並吸取經驗後不斷進行改革，包括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及研究如何有效降低強積金的管理費等，香港的強積金可成為澳門建設職業性儲蓄計劃的參考。相對香港來說，澳門是一個微型經濟體系，產業較新加坡和香港單一，博彩業佔整體收入超過一半，政府稅收有近八成來自博彩業或其週邊產業，可見澳門經濟遠較香港波動，儘管澳門近年已積極提升人口素質，仍未能支撐將經濟轉型至知識型經濟體系。因此香港的職業性儲蓄體系雖可作為參考，但不能完全引入。
香港的強積金
在二零零零年以前，香港並沒有公營的退休保障制度，一般長者主要依靠私人/公營機構所提供的退休保障、兒女供養和個人儲蓄維持退休生活，政府支援則主要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即綜援）。年齡界乎於六十五至七十歲的長者申請綜援需要符合入息及資產審查；七十歲以上的申請者則豁免。二零零零年以前，已經有不少學者倡議改革香港退休保障體系，強積金是當時較多學者建議的體系之一，另外較多民間團體建議的改革則為強化現有的綜援體系並引入「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若以香港現時的人口結構來看，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約一百萬人，而未來的二、三十年，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約等於一半香港勞動人口，如果領取綜援不需要任何審查機制，並且只以政府稅收來支持開支，可以計算到每增加一千元的長者綜援金，其中五百元就要由香港勞動人口承擔，這或可解釋香港政府為何認為審查機制有其必要。隨著香港人口老齡化、孝道觀念弱化和家庭核心化等因素，老人貧窮問題日趨嚴重，大部份扶貧政策都有引入審查機制，以便更具針對性地處理貧窮問題，可是審查機制亦會對扶貧政策帶來反效果，如標韱效應，使部分需要受助人士或不願申請綜援，因此不少民間團體極力倡議引入「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香港民間團體所倡議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主要是全港長者可劃一收取金額約三千多元的退休保障，這樣可避免綜援的標韱效應。「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政府及勞資雙方，政府所出的資金主要來自現有的綜援開支，勞資雙方供款與現在的強積金相同，投資方面則交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負責。但不少學者指出這機制與現行綜援都是透過徵稅支持，保障金額與供款金額沒有很大關係，容易導致兩者脫鉤，因為市民的一般期望是希望加大保障金額但減低供款水平，這樣很容易產生「前人享褔、後人結帳」的代際不公平問題。
香港政府最終選擇實施強積金可能是參考了智利的經驗。智利在1980年代前，實行社會保險模式（類似「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退休保障制度，但在給付金額不斷提升而供款金額卻沒有相應調整下，制度財政出現重大危機，驅使其轉變為「智利模式」（即以個人繳費、個人所有、完全積累及私人機構運營的養老金私有化模式，強調自我保障）。而「智利模式」其後亦逐漸成為世界退休保障體系重要模式之一。
強積金個人戶口資金來源主要是個人/勞資供款 ，保障金額和供款金額充份聯繫，政府只擔當監管計劃運作的角色。強積金運作主要分成三部份—行政、信托和投資，均由私人市場承擔，體現了香港政府一貫「大市場、小政府」的施政理念。但由於計劃的投資回報風險主要由強積金持有人承擔，加上管理費用偏高，社會對制度成效持不同意見，故香港政府近年亦積極研究如何有效降低強積金管理費，包括引入強積金半自由行，及加大力度宣傳如何挑選合適基金組合等。由於強積金沒有社會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且需要實施二、三十年，才能漸漸發揮應有效能，因此香港政府仍需推出其他措施，以配合解決長者貧窮問題。
結論
過去在一些兩岸四地相關研討會上，部份台灣學者對香港強積金制度給予很高評價。例如強積金運作全由市場導向，可避免因政治考慮而增加政府在公營退休保障制度的潛在性風險，並可誘使強積金供應商的金融創新；而對強積金的批評，則正反映世界銀行所建議的多支柱退休保障的合理性，因為退休保障應為多元考慮，不同支柱扮演不同角色，如香港的長者綜援剛改為「長者生活津貼」，改善了第零條和第一條支柱的基礎；另外剛引入的安老按揭計劃（逆按揭），亦是主要針對個人儲蓄（第三條支柱）工具（房屋）而發展出來，可見香港政府的退休保障體系正朝向多層次發展。澳門亦然，正如行政長官崔世安曾表示要建立長效的養老保障機制，為居民養老生活提供「多點支撐」，按香港經驗，建立長效而穩固的退休模式需要長時間諮詢，並達成若干社會共識方能實現，才能有效應對世界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在建設過程中，整體社會及個人都需要思考自身的責任並給予支持。
作者為澳門社會保障學會陳建新、伍芷蕾
由社會保障基金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