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载文章
从市民对社保的看法，谈社保的发展(续)
前言
社会老年化现象加剧，行政长官在刚发表的施政报告中，亦提及人口老龄化是众多民生议题的焦点，政府除启动人口政策咨询工作外，亦不断对职业性储蓄计划相关政策（即公积金制度）的建设方向进行调整，社会亦希望公积金制度可建设成世界银行所提倡的第二条退休支柱—强制性职业储蓄计划。
香港的强制性职业储蓄计划（即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或强积金）实施逾十年，随社会发展并吸取经验后不断进行改革，包括实施强积金半自由行及研究如何有效降低强积金的管理费等，香港的强积金可成为澳门建设职业性储蓄计划的参考。相对香港来说，澳门是一个微型经济体系，产业较新加坡和香港单一，博彩业占整体收入超过一半，政府税收有近八成来自博彩业或其外围产业，可见澳门经济远较香港波动，尽管澳门近年已积极提升人口素质，仍未能支撑将经济转型至知识型经济体系。因此香港的职业性储蓄体系虽可作为参考，但不能完全引入。
香港的强积金
在二零零零年以前，香港并没有公营的退休保障制度，一般长者主要依靠私人/公营机构所提供的退休保障、儿女供养和个人储蓄维持退休生活，政府支持则主要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即综援）。年龄界乎于六十五至七十岁的长者申请综援需要符合入息及资产审查；七十岁以上的申请者则豁免。二零零零年以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倡议改革香港退休保障体系，强积金是当时较多学者建议的体系之一，另外较多民间团体建议的改革则为强化现有的综援体系并引入「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若以香港现时的人口结构来看，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口约一百万人，而未来的二、三十年，六十五岁以上人口约等于一半香港劳动人口，如果领取综援不需要任何审查机制，并且只以政府税收来支持开支，可以计算到每增加一千元的长者综援金，其中五百元就要由香港劳动人口承担，这或可解释香港政府为何认为审查机制有其必要。随着香港人口老龄化、孝道观念弱化和家庭核心化等因素，老人贫穷问题日趋严重，大部份扶贫政策都有引入审查机制，以便更具针对性地处理贫穷问题，可是审查机制亦会对扶贫政策带来反效果，如标韱效应，使部分需要受助人士或不愿申请综援，因此不少民间团体极力倡议引入「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香港民间团体所倡议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主要是全港长者可划一收取金额约三千多元的退休保障，这样可避免综援的标韱效应。「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及劳资双方，政府所出的资金主要来自现有的综援开支，劳资双方供款与现在的强积金相同，投资方面则交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负责。但不少学者指出这机制与现行综援都是透过征税支持，保障金额与供款金额没有很大关系，容易导致两者脱钩，因为市民的一般期望是希望加大保障金额但减低供款水平，这样很容易产生「前人享褔、后人结账」的代际不公平问题。
香港政府最终选择实施强积金可能是参考了智利的经验。智利在1980年代前，实行社会保险模式（类似「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的退休保障制度，但在给付金额不断提升而供款金额却没有相应调整下，制度财政出现重大危机，驱使其转变为「智利模式」（即以个人缴费、个人所有、完全积累及私人机构运营的养老金私有化模式，强调自我保障）。而「智利模式」其后亦逐渐成为世界退休保障体系重要模式之一。
强积金个人户口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劳资供款 ，保障金额和供款金额充份联系，政府只担当监管计划运作的角色。强积金运作主要分成三部份—行政、信托和投资，均由私人市场承担，体现了香港政府一贯「大市场、小政府」的施政理念。但由于计划的投资回报风险主要由强积金持有人承担，加上管理费用偏高，社会对制度成效持不同意见，故香港政府近年亦积极研究如何有效降低强积金管理费，包括引入强积金半自由行，及加大力度宣传如何挑选合适基金组合等。由于强积金没有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且需要实施二、三十年，才能渐渐发挥应有效能，因此香港政府仍需推出其他措施，以配合解决长者贫穷问题。
结论
过去在一些两岸四地相关研讨会上，部份台湾学者对香港强积金制度给予很高评价。例如强积金运作全由市场导向，可避免因政治考虑而增加政府在公营退休保障制度的潜在性风险，并可诱使强积金供货商的金融创新；而对强积金的批评，则正反映世界银行所建议的多支柱退休保障的合理性，因为退休保障应为多元考虑，不同支柱扮演不同角色，如香港的长者综援刚改为「长者生活津贴」，改善了第零条和第一条支柱的基础；另外刚引入的安老按揭计划（逆按揭），亦是主要针对个人储蓄（第三条支柱）工具（房屋）而发展出来，可见香港政府的退休保障体系正朝向多层次发展。澳门亦然，正如行政长官崔世安曾表示要建立长效的养老保障机制，为居民养老生活提供「多点支撑」，按香港经验，建立长效而稳固的退休模式需要长时间咨询，并达成若干社会共识方能实现，才能有效应对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在建设过程中，整体社会及个人都需要思考自身的责任并给予支持。
作者为澳门社会保障学会陈建新、伍芷蕾
由社会保障基金供稿